徐肖冰（1916-2009年），浙江桐乡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大学习期间，他拍摄了毛主席给抗大学员讲课的珍贵镜头。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的战地摄影采访，拍摄了一批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摄影作品，后参与了多部重要纪录电影的摄影或编导工作；同时在摄影创作上成就斐然。抗战胜利后一直在电影与摄影相关领导岗位工作。

　　“这是我们延安自己培养的摄影师，是吃小米成长起来的!”，1949年2月25日，毛主席在北京西苑机场阅兵间隙这样向周围的民主人士介绍一位给他们留影的摄影师。他就是徐肖冰，著名的新闻电影艺术家、革命摄影家。徐肖冰与侯波这对摄影家伉俪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从延安到，为开国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珍贵影像。

　　徐肖冰的传记中对前面的这段经历有过细致地描写，“当时徐肖冰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地拍。这时，徐肖冰耳旁突然响起毛主席的声音：徐肖冰，你也来啦？徐肖冰的心情非常激动，从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告别主席，已经有4年了，主席记忆力居然那么好，开口便能叫出他的名字”需要你拍摄。徐肖冰还没来得及说话，主席就把他介绍给周围的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并说了文章开头那句话。

　　徐肖冰是浙江桐乡人，16岁就来到上海谋生，进入当时上海最时髦的电影行业做学徒。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老师吴印咸（革命摄影家、电影家，白求恩大夫的拍摄者），结识了不少左翼艺术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徐肖冰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革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肖冰跟随老师吴印咸，转战西北电影公司。在此期间，北上拍摄时的一系列关于八路军的见闻感动了徐肖冰，他随即回到太原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表达了要参军利用摄影武器抗敌的强烈愿望。八路军办事处随即对徐肖冰进行了考察。漫长的等待后，突然有一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赵品三通知徐肖冰说周恩来要见他。在徐肖冰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录的：“那天，周副主席穿着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浓眉大眼，胡子剃得很干净，温文尔雅，说话带着很重的苏北口音，不过声音很好听，响亮中透着谦和，沉稳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振奋的力量”。周恩来对他说：“好啊，我们欢迎嘛。你搞了四年电影，这就有点手艺了嘛，全国人民和世界的许多朋友都很想看到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而电影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不过后来周总理也提到，目前革命根据地搞红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徐肖冰就先搞起了红色摄影。就这样，周总理成了徐肖冰参加革命的介绍人，徐肖冰随身携带的那架“菲尔姆”牌16毫米摄影机成了八路军的第一架电影摄影机。20多年后，徐肖冰在“”中受到冲击，在有人说找不到徐肖冰参加革命队伍的证人时，也是周总理的一句“我就是他的介绍人”，让徐肖冰有了再一次拿起摄影机的机会。

　　1938年，徐肖冰被送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一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成立了，吴印咸被周总理从香港邀请到延安与袁牧之一起主持延安电影团的工作。徐肖冰与吴印咸在西北电影公司分别之后不到一年，就又在延安相聚了。自然，徐肖冰也成为了延安电影团的骨干成员。不久后他们就开始拍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延安电影团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官方摄影部门。它既负责电影摄影也要负责根据地照片摄影。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也用照相机拍摄同一题材的照片，而且在革命早期，由于胶片匮乏，拍摄照片可能还是电影团主要的工作内容需要前景时。

　　在这期间，徐肖冰比较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有《论持久战》《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在工作》《延安，树上的哨兵》等。

　　《论持久战》这幅作品是徐肖冰初到延安时拍摄的一张代表性作品。这张作品记录了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时的场景。当时的会场人山人海，徐肖冰很难取到合适的拍摄位置，最后，他只好站到边上，拍到一张主席的侧面，画面的背景是前来听报告的听众。不过或许是因为该幅作品仅仅留下了毛主席的侧影，并没有被马上刊发。等这幅作品首次面世时已经是30年后了，徐肖冰拍摄领袖人物敢于从侧面取景，而且把听众的反衬也带上了，主席的形象几乎占满了画面，表情动作很生动，抓拍得很好，所以这张照片后来被一发再发。

　　《延安，树上的哨兵》是被选入大学《新闻摄影》教材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采用了剪影的形式表现哨兵在树上站岗的形象。哨兵虽然在画面上所占面积不大栩栩如生，却十分显眼，在画面中树与人合二为一，仿佛在述说着在红色的延安就算是一棵树也能成为革命的哨兵，这是一幅典型的间接突出主体的摄影作品。这幅作品因其较高的艺术水准与珍贵的历史价值，拍卖价格在2009年就升至8万元。

　　延安不仅是徐肖冰红色摄影的起始点，也是他爱情的起跑站。1942年2月，徐肖冰在延安的窑洞里与山西姑娘侯波结为夫妇，从此侯波在徐肖冰的影响下也开始了对摄影的钻研，徐肖冰成了侯波最好的老师。后来，徐肖冰、侯波这对摄影伉俪还参与了毛主席、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等重大事件的拍摄，侯波成为中央警卫局摄影科科长，是毛主席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

　　在完成拍摄西苑机场阅兵的任务后，徐肖冰与侯波就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光荣任务。徐肖冰与侯波，一个拍摄纪录片，一个拍摄照片，双双站在了开国大典时的城楼上。

　　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之前从未公开过的“开国大典珍贵的彩色画面”。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派出17人摄影团队，用彩色胶片记录下的珍贵影像。在画面中，我们隐约能看到架着摄影机正在进行拍摄的徐肖冰。为了拍摄开国大典，徐肖冰和侯波夫妇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他与他的同事们扛着新购置的摄影机多角度地拍下了这一庄严的历史瞬间。据侯波回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有点激动。主席讲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心情非常激动”。是的，作为这一伟大时刻的见证人，谁能掩住内心的激动呢？

　　在浙江桐乡的“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纪念馆”里，一台重达十多公斤的德国产摄影机静静地躺在陈列室里，这正是徐肖冰拍摄开国大典时所用的摄影机，它不仅是徐肖冰摄影生涯高光时刻的证物，也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物，它的编号是N2529。

　　红色摄影家简介：罗光达（1919-1997年），浙江湖州南浔人。1935年在上海接受地下党教育，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学习摄影。1938年奔赴延安，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新闻摄影记者。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的摄影报道，并与沙飞一起着手进行《晋察冀画报》的创建工作。

　　2019年4月，杭州的南山路上，一场重要的影展正在进行中——“摄影术传入至今的中国摄影书写”特展。展览展出的照片是“时间的琥珀”，震撼了偶然拐进来的游客，展览梳理了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整个脉络，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能够直达我们的灵魂深处徐一平。

　　在展馆的二楼，有一面挤在角落里的展墙却吸引了许多观展者纷纷驻足，这里展出的是三位中国摄影战士为白求恩大夫拍摄的系列照片徐永辉。在展墙上，同时展出了三张白求恩大夫为晋察冀军民做手术的照片。这三张照片构图相似，拍摄时间相近，描绘了白求恩大夫身处的破庙前线，展示了一位医生勤恳敬业的职业状态。最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张是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这张照片在《晋察冀画报》刊出后就广为流传旋背，还被选入教科书，成为一代人对白求恩大夫的记忆蓝本。不过此次一同展出的还有另外两位摄影战士拍摄的白求恩大夫影像，拍摄者是罗光达与沙飞。

　　三位摄影师拍摄的白求恩大夫工作照，从左至右的作者分别为罗光达、沙飞、吴印咸

　　罗光达1939年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摄影记者，与沙飞等人承担了晋察冀使用摄影来做好宣传工作的重任。《白求恩在前线孙家庄小庙给伤员做手术》这张照片就是罗光达在这一年拍摄的。

　　罗光达是浙江南浔人。南浔是一个家家养蚕、户户缫丝的丝绸重镇，所以16岁的时候，罗光达就被家人安排到了上海学习洗染。作为一个南浔人，学成这门手艺后回乡立业看上去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年轻的罗光达对读书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明显要高于行商坐贾。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接受地下党教育，并开始学习摄影。

　　1938年，罗光达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基于理想与现实的需要，经过武汉成为涌向延安浪潮中的一片浪花。在这一年，诺尔曼·白求恩也经过武汉到达了延安。

　　1938年来到延安的罗光达，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当年7月加入中国。同年12月，他受中央北方分局的分配，被同志安排做新闻记者，成为了中国军队最早的专职新闻记者之一。他拍摄了大龙华歼灭战、解放妙峰山等战事，采访拍摄了白求恩大夫，报道了“百团大战”，代表作有《搜索敌司令部》和《英勇卫士》等。

　　来到晋察冀1年后，罗光达协助沙飞举办了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第一个摄影展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一篇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展览的：“同志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这次展出的作品共计200余幅，虽然照片均为沙飞拍摄，但罗光达在组织的过程中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和乡亲们争相观看、受到极大震撼的场景，更加坚定了他搞革命摄影的信念。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罗光达深度参与了这支红色摄影师队伍的开拓和建设工作。在接下去的数年里，罗光达与摄影科的同仁们举办了数次影响广泛的边区革命摄影展览。

　　由于没有放大机，第一次展览的照片都是小样，司令员评价影展时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伺服阀，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不过对影展是特别满意的，还特意派人将这些照片送到延安，并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赏。

　　一系列成功的战地摄影展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军民的革命热情，罗光达等人也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创办一份战地画报的设想就在军区摄影科内慢慢形成了。在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下，画报筹建工作于1940年10月在河北唐县开始着手进行，沙飞统筹全局，罗光达因有在上海曾经学习书籍印刷的相关经验，则具体负责起了筹建印刷厂的工作，画报社成立后，罗光达担任了副社长。

　　罗光达负责的印刷筹备工作实际上面临非常多的困难，革命根据地缺少现成的制版、印刷的器材设备。罗光达等人四处筹买物资，买不到现成的，就自己做。他们借老乡的羊圈做暗室，拿草房作厂房；没有钟表计算曝光时长就用土法沙漏计算时间；缺少酒精，就用白酒蒸馏加工代替；没有醋酸，找老乡要来了山西老陈醋；蒸馏水、量杯虚与实、天平也都是土造的，在得知画报印刷急需照相制版机镜头时，司令员甚至派人将自己心爱的望远镜送来，由罗光达等人改装成制版放大镜。就这样，一个画报印刷厂奇迹般地在山沟沟里建立了起来。

　　1942年3月20日，对《晋察冀画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首份试刊《时事专刊》出版并大获成功。创刊号获得成功后，画报社紧接着又在“七·七”出版画报，此刊为正式的创刊号，为抗战5周年献礼。

　　画报很快送到了军区、边区四点接触球轴承、党中央甚至是国统区。之后不久，重庆新华日报就发表文章评价《晋察冀画报》：“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凯时ks平台，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

　　有了《晋察冀画报》的成功经验后，罗光达从一名战地摄影记者成长成为了一名画报专家。之后的革命战争期间，罗光达先后主持了晋察冀出版社、冀热辽画报社、东北画报社的出版工作。

　　罗光达，一个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一个杰出的画报专家，从他的事迹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种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下，是怎样满怀着用照片与画报服务革命、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